生產型社會救台灣
文/郭立昌
台灣必須回到生產型社會，光靠選舉救不了台灣的！九合一甫於11月24日 落幕，馬上有人來提舍弟再選D黨黨主席這碼子事，我問：「然後呢？」並指出「選舉乃勞民傷財之非生產性事務」，結果不歡而散。
立昌20歲（1973）時，已經創建了三座工廠—生產偏向軛、超微導線及絕緣材料，朋友間互動所談皆是「創造附加價值」，如同《社會責任》（郭立昌，2008）談〈科技產值〉所述：
回顧《公義的經濟社會》（郭立昌，2010）書中對〈生產型社會〉詮釋如下：
「生產型社會(Productivity Society)」意即有「生產力」的社會，是一個「人人有工作、家家得溫飽」的社會，多數人從事正經的生產事業，創造附加價值。
「消費型社會(Consuming Society)」是對應生產型社會說的，那是一個製造貧窮，令人陷入債務纏身，悲鳴、哀苦的社會。（郭立昌，2010：283）
談到生產型社會，必須從美國講起---
美國走了八十幾年，到了1861年還打了南北戰爭，1865年才結束；戰後，民生凋敝，而有電影末代武士的情節出現。湯姆‧克魯斯飾演的歐格仁上尉，受聘到日本去訓練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軍隊。日本軍隊挾著船堅砲利，開始侵略鄰近的滿清政府。
1895年，滿清的李鴻章敗戰，割讓台灣給日本。
滿清認為台灣是蠻夷之地，化外之民的居所；但是，日本人卻把各種的工業移到台灣。
美國的愛迪生在1882年創辦GE公司，從紐約開始落實電燈的發明，電燈所需的燈泡、燈座、開關、電線、電塔、輸配電相關設備等等，關係著數百萬人的生計。不但，促成造船業的革命，更帶動汽車、飛機工業的發展，活絡了衍生性價值鏈；美國在十九世紀末，整個生產事業蓬勃發展，使得這個國家儼然是二十世紀的領導者。愛迪生可說是「生產型社會」的先驅，他證明只靠步槍、左輪手槍及軍事的輸出，對經濟社會毫無助益。
後來的電影工業，更是從這個夢工廠衍生出無數的週邊商品，令全世界通通羨慕這個黃金的國度。
此時，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了太平洋戰爭，居然有人想得出「慰安婦」的夭壽點子；最怪的是，在殖民統治下的一個府城富商，居然膽敢向壓迫者說不，而淪於萬劫不復之地。更禍延下一代！這個被稱為台南第一敗家子的「標仔舍」，其兒子一個個被徵調去服役，一個不幸死亡，另一個則從鬼門關走過一遭，等到1945年日本戰敗，才回台南創業。
那個戰後的年代，所需的小五金原本都從香港進口；標仔舍的小兒子—阿坤，則成了進口替代的最佳管道，創業不久即財源滾滾。
然而，走了日本人，卻來了個更糟糕的！凡在台灣這地手上有馬克思書籍的，通通被貼上匪諜的標籤，不知多少人慘遭毒手？而這個阿坤，竟然為了營救匪諜，毀了自己的事業。
在飽受壓迫的日子裡，阿坤只要沒有傳票騷擾，即創作工藝技術、產品和器械；但是，傳票一來，他就發瘋似地把東西通通送人，說：「不知何時被捉去槍殺，不如送人去發揮。」無意間，阿坤那自斷糧草的怪癖，促使台南成為現代製鞋業的搖籃，更成為台灣精密工業的發源地。
阿昌在這種環境下成長，努力學習阿坤的一招半式，也尋求並充實各種的知識，刻意避免阿坤踏過的陷阱，更遠離淪為標仔舍的可能性。他如工蜂孜孜努力，想不到在1966年創業不久，即遇上高雄加工出口區帶來的好時機；緊緊配合美國客戶，開發數千種的精密零件，攻佔全球剛興起的電子市場。
阿昌的產品通通都需要模具；因為，產品太小了，所以需要自動化；欲自動化，則需要特殊的銅材。起初，所需的銅板，都必須去軋銅廠找陳老板，做出指定的厚度及硬度；材料需要0.12 m m厚度，絕對不可以0.11或0.13 mm ，才可與模具配合，做出好的產品，才會有訂單。
阿昌一路走，開發產品，開發模具，開發加工工法，更發展特殊銅材，及絕緣材料，為後進奠下基礎；而阿坤則坐在大宅中，對著訪客大談技術、分享經驗，執行「給了會生更多」的理論。
有人笑阿昌說：「人家美國人賺壹美元，你才賺壹塊錢新台幣。」
阿昌拿起心中的計算機算著：「新台幣十萬元的訂單，做一個單價新台幣0.08元的哈多瑁賣給美國人，五天做出125萬個，交貨、收款，賺了九萬元，可以在公園路買三百坪 土地。」
「新台幣十萬元，只是兩千五百美元，美國人光詢價就要三個月以上的工夫，那筆錢根本付不起廢紙流程的成本！」
台灣逐漸成為美國的重要供應商，取代他們的許多小企業。
在生產型社會裡，台灣的社會充滿生命力，台灣的產品充滿競爭力。
台灣逐漸遠離貧窮，成為世界經濟的要角；阿昌終於在1979年抵達美國紐約，準備為美國客戶開發衛星接收器和有線電視的零組件。他在曼哈頓驚訝地看見乞丐，更發現許多人為求一個工作而不可得；到了馬里蘭，接到邀請去參加一個聚會。
抵達現場，看見大紅布條高高掛，才知道來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駐美大使館的酒會；一等秘書呂 先生熱切地拉著他，問起台灣的情形。呂 先生表明自己是中壢人，因故留在大陸。
從當年大使館人員身上的老舊中山裝，與阿昌身上的新式西裝，可以看見兩岸不同之處；但是，使館人員仍然努力地遊說阿昌回歸，說：「祖國地大物博，一切的資源都為你而準備。」
到了1989年，阿昌終於抵達了祖先來的地方。從香港進入深圳，再搭車到漳州、廈門，入夜街上一片漆黑；來接他的李 先生，描述文革的慘況，不禁潸然淚下。
阿昌搭兩天的火車到上海，心中的十里洋場怎會如此破敗呢？再往北到北京，竟然遇上學潮！輾轉搭車、搭船、搭三輪車才抵達杭州筧橋機場，好不容易買到一張機票，飛赴廣州。
再從廣州搭車到深圳，從羅湖進香港，回到台灣沒幾天，就是六四了！
阿昌在杭州碼頭陷入學潮之中，汽車動彈不得，最後有一個三輪車伕願意載他到機場，收費二十元人民幣；阿昌問為何收費這麼高？車伕答道：「因為路很遠，又有上坡，很辛苦的。」
這路上，阿昌看著車伕的背都被汗水浸濕了，真的很辛苦；那車伕還不忘提起：「只要有錢賺，再辛苦我們都會幹！」
返台後，阿昌選擇留在台灣，為了市場需要，則在新加坡設一個聯絡辦公室；但是，卻有一大群人來訪，大家對於沒作深入評估就遷廠來馬來西亞，深感懊悔。
因為，馬來西亞有華人、印度人、馬來人；華人多是從商或教育事業，印度人喜歡金融商品，馬來人多是務農者。
馬來西亞分為東馬和西馬；東馬物產豐富，人民生活安逸快樂，根本不需要外來的投資，破壞山水；大家爭先恐後來投資的西馬，還不到九百萬人口，扣除已有工作者，剩餘勞力不多，缺工嚴重。
就在新加坡過海關的新山設廠的三洋、新力、船井都必須準備巴士搶工人；而工廠大如飛機場的全球電子公司更慘，因為地處偏僻，弄來弄去，不但招不到員工，連產品都做不出來。
小虹在新店的客戶，一個月可出貨八萬台的衛星接收器到德國，只是樓房式的小小廠房而已；他們見證了：「土地並非設廠考量的要件。」
當有人徵詢阿昌對大陸的看法時，他仍然會把大陸人渴望脫貧轉富的熱切詳實轉達；又說：「一個模具師傅，在台灣要花三年訓練，大陸人一年就可以學成了！」
「在蘇州參觀虎丘斜塔時，聽見有人用台語解說塔的歷史，指著地上的一個石頭，說起干將、莫邪和吳王夫差的故事，活靈活現，精彩萬分；那人竟然是當地地陪，說到廈門學了半年台語，就溜得像台灣人了！」例子不勝枚舉。
1993年，美國新上任的總統柯林頓先生，簽署了一些民生法案，美國的經濟開始好轉；消費性電子的訂單持續流進台灣，資訊科技的訂單也接踵而至。這時，許多人因著政治因素，得著經濟利益，搖身一變成為資本市場的新貴，吸收大把的大眾資金，開始尋找新的生產基地，冀圖降低成本、提升戰力、奪取市場。
因有馬來西亞的缺工和霾害前車之鑑，於是中國大陸成為大家的第一選擇；這個移動，造成大流行，從二十世紀末延伸至二十一世紀，欲罷不能。
有的移動，是不得不之舉；有的則是隨風移動，完全沒有作任何的評估。
這種隨風移動，可以造成新生產基地週邊曇花式的榮景，亦能動搖母國的根本，使得生產型社會完美的產業鏈完全地崩解，解構安和樂利的社會，造成莫名的禍害。
阿昌曾經用精密工業的高階技術，隨手救活一個著名的人偶玩具，使其見不得人的不良率降低至零，也使其高到離譜的單位成本降低至壹美元。
這家企業的產品在市場上的售價仍是20美元，卻妄想到廉價勞力的國家追求0.35美元的單位成本；結果，其母國的同業一一從地球消失，其母國的州則面臨財政破產！
為什麼那19.65美元的利益，母國的人民享受不到呢？母國的政府也沒享有呢？母國的勞力沒有享受到生產時的附加價值，母國的政府也徵不到稅，錢都哪裡去了呢？答案是：「都在企業的口袋裡！」企業逐漸強大，大到可以併購國家；多數人則成了消費者，也成了受害者。
生產型社會式微，不但國力衰弱，人民必定生活於悲苦哀鳴之中，各式的不公義亦會降臨其間。（郭立昌，2010：283-289）
總之，生產型社會所創造的附加價值不僅能幫助窮人翻身，更能強國利民；期望大家都能開始學習「利用厚生」（尚書‧大禹謨）之道。
作者郭立昌早年創造台灣的精密工業，為APEC領袖會議代表。
參考文獻：
郭立昌（2008）。社會責任。台中：磐虹。
郭立昌（2010）。公義的經濟社會。台中：磐虹。
相關連結：
https://patents.google.com/patent/US20030107468(Entr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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