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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下一代開出路-- 從精密工業到微奈米科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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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/ 郭立昌 荀子說:「 養備而動時,則天不能病。 」屈原說:「 滄江之水清兮,可以濯吾纓;滄江之水濁兮,可以濯吾足。 」蔣經國說:「 最猛的風浪,汨沒不了一個有信心的人;最狠的敵人,打敗不了一個有決心的人。 」 「 科技的發展始終不離人性 」 — 這是立昌每次發展新世代科技所秉持的大原則。台灣因受國際政治空間的擠壓,故必須在經濟上有所作為 — 而透過科技的升級以保持產業優勢則是具體的作法。趁著新冠病毒 (COVID-19) 疫情全球蔓延,無法出國之際,利用時間整理過去三十多年的富裕台灣投資計畫,編撰成第四版的《 為下一代開出路 》,把發展「 精密工業到微奈米科技 」的過程揭露,與人分享,希望鄉親們保持健康,只要突破這關,台灣將有 20 年的好光景 。 清大 榮譽 教授 李家同 先生說:「 領導人應思考:我們需要精密工業! 」 (A15 聯合報 2019/12/10 ) 精密工業是具有可擴展性的基礎工業;在 APEC 領袖會議有台灣代表曾經對立昌說:「 奈米的時代終將過去,而我的年歲已高 --- 」所以發展微奈米 (1 x 10 -12 m ) 科技來「 為一代開出路 」是我們的責任,也是權利。 回首來時路, 1982 年因故離開台南到台北時,決定不做事業,卻把精密工業的自動化技術、各種的電子元件、應用材料及加工工法在北台灣傳揚開來;廣宣孵蛋器 (Incubator) 之益的同時, 1986 年救活美商的芭比娃娃之後,馬上引進了日本機器人公司,促成了台灣產業的自動化升級,實現了「 傳統產業科技化 」。經過持續地向執政高層建言,「 1993 年自動化大展 」終於在台北世貿中心舉行,台灣的機器人數量曾經與西德名列世界第一。從今年新冠病毒疫情蔓延全球看出,台灣的口罩卻能即時擴充自動化生產線,供應無虞,彰顯了早年的貢獻 — 應驗了荀子所言。 立昌在童年時,經常窮到由祖母細弱的手拿一碗飯餵我們六個兄弟,小學三年級在遭受一次狙殺後倒臥於血泊之中,魂飛象外,霎那間看見了家裡窮是因為父親去營救一個匪諜而深陷於纏訟。父親的徒弟們都只會他的一項技術卻能衣食無缺;那麼,我跟在父親身邊學習更多的技藝,只要不管閒事,豈不賺得更多? 轉念之間,又回到遭受打到遍體鱗傷的瘦小身軀,用一塊破布裹住太陽穴的傷口,開始緊跟在父親身邊;一方面得以保住小命,一方面希望可以

消費型社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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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/ 郭立昌 消費型社會是對照生產型社會說的。生產型社會是個有生產力、創造附加價值的社會;消費型社會則恰恰相反,而其特徵是「 B > C 」 — 即商家比客人多,商家從事的多為消費型產業。生產型社會創造人民、企業、政府三贏的安和樂利局面 — 是「 W 」型社會;消費型社會則製造血本無歸的悲劇導致哀鴻遍野,是「 M 」型社會。 立昌 21 歲( 1974 )時,創建「 成光精密工業有限公司 」於台南永康六甲頂鹽水溪太平橋畔,午夜一場暴雨沖垮了堤壩,搶修中引來行政院長蔣經國入內關心,稱讚「 做正經的生產事業很好 」,之後送來「 利用厚生 」(尚書‧大禹謨)四字 — 意即「 善用資源嘉惠眾生 」,可看出那時代的層峰之雙向期許。 可惜,證偽主義創始人卡爾‧巴柏( Sir Karl R. Popper, 1902-1994 )說:「 開放社會的年輕貴族以話術奪得政權之後總是把悲劇帶到人間,成為開放社會的敵人 !」造成所謂的專制時代人人得以安居樂業於生產型社會,所謂的民主時代卻迷航於悲苦哀鳴的消費型社會。 《 公義的經濟社會 》(郭立昌, 2010 )是 2009 年 APEC 領袖會議與各國政經領袖針對金融海嘯起因的對話輯錄,書中論〈 消費型社會 〉源於「 不對等的流動 ( Unequal Movement )」,必定造成其中一方受害,使黃金國度淪為荒場,社會問題叢生,社會成本耗費的代價昂貴。(郭立昌, 2010 : 290 )我們自 1980 年代即以非官方身份未雨綢繆地從精密工業發展出自動化工業,以至於電商產業,旨在提供政府做不到的產業轉型升級事工,為鄉親們開闢一條又一條的出路;詎料,「 不對等的流動 」依然在錯誤的口號下進行著。每次的不對等的流動就是造成「 失業問題 」,為了存活,受害者只能紆尊降貴,去從事與其專長無關的工作 — 例如模具師傅去賣雞排,導致一間間的商家出現,居然比客人的數量多,二度傷害於焉產生。 為釐清「 W 」型社會與「 M 」型社會的分野,茲摘錄〈 消費型社會 〉如下: 消費型社會 「 不對等的流動 」是淪為消費型社會的主因。 不對等流動的情況如下:「 一、流動的雙方國民所得差距太大;二、經濟規模相差懸殊;三、政制體制不同。 」 必定造成其中一方受害,使黃金國度淪為荒場,淪為消費型社會,社會